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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概念意义上的国家政策，才受到法律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

余 论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法治理论发展史可发现，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等概念之间，既有着紧密的意义关联，又有着明显的意义差别。为什么民事法律领域的国家政策概念会被习惯概念替代？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比如，齐恩平、李超以民事司法政策为具体考察对象，认为民事司法政策作为司法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依据党的政策而制定的，其是党对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及各种形势判断的具体化体现。虽然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的概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之间也有一些概念联系：第一，从内容上来看，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围绕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与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策略，它们均以维护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民事政策主要是在民事领域适用，用来指导民事案件处理的国家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国家政策却不具有完全等同于法律的地位与效力，而只是作为法律缺失或者说法律不能之时的一种替代规范。纵然从形式上看，它们的表述还是民事政策、刑事政策、司法政策，但是，各个概念的内在结构以及意义质素，却在不断重新组合。

从狭义上来说，司法政策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具体的审判工作与检察工作而制定与颁布的各种政策。第二，民事政策的范围与民事法律的范围基本重合。对公权力而言，中国宪法并非仅是限权宪法，而是限权+赋责双功能宪法。

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种常见现象，而在急剧而迅猛的社会改革转型期，中国人权制度滞后于日益高涨的人权诉求就更在情理之中。人权不过是人类的想象和人造物，[59]但自由主义人权哲学却赋予了其本体论的属性，导致没有在人权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缓冲。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跨入市场经济体制，从自成一体跨入全球化体系，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动力源既有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不同进程的相互碰撞，也有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现代性诉求。[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60]人是共在而非独在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58]西方人权在实践上的矛盾丛生与左支右绌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代中国人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历史际遇和当下社会实践行动偏好共同作用的产物。[16]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和宪法逻辑的人权体系构造如下：一是客观法规范+基本权利规范而非孤立的基本权利规范构成中国的基本人权体系。正是为应对上述中国人权发展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与挑战，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人权是否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而非理念与教条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

[15]经济领域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是确保社会团结、秩序稳定前提下的改革，而不是杰弗里·萨克斯所谓的休克疗法式改革。[71]杨光斌：《政治学：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第47页。[5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2页。其以人民性为人权制度根基，以平等共享为人权原则，与严重单极化和深度内卷化的西方人权形成反思参照。

刘作翔：《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以相关数据和案例为切入点》，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4-21页。在一个从文化传统到现实实践都信奉国家治理主义的社会中，国家实际承担着无上限和无边界的人权积极促进职责。

[30]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61页。[7]包括人权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如果不能摆脱殖民心态，不能确立中国中心观，那么基于内生逻辑与外来逻辑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人权建设就将陷入日益深刻的内在冲突。

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内核与追求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下大同。人权内生性发展五大机制在宪法统御下实现结构耦合、系统运作，在应对当代中国人权内生性复杂巨系统问题上发挥冲突化解、动态校准、固本培元功能。但后发的中国人权并不局限于政治权利单一领域，而是更注重从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入手，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为发展人权开辟新道路。求变与求稳交错进行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人权发展提出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问题与挑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权制度转型明显滞后于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伴相生的人权诉求的扩展和增速。在基于夜警功能的国家概念下，西方发展出与之对应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构造。人权理想主义与现实供给落差问题的实质是应有与实有、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18]之间永无停歇的冲突的反应。

[10][英]斯图亚特·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2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中精神层面存在极高的道德理想主义，讲求存理灭欲、重义轻利，而在经验层面又奉行极现实的物质主义，求欲重利、无所顾忌。

无论在横向还是纵向人权发展上，针对同一人权问题又注重多维施策，即任何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还具有多属性特征，重大领域的改革政策尤为明显，它同时承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部门的合作与配套政策的供给。人的概念是人权的价值基础，或者说，人权的意义还需要由人的概念去解释。

（四）社会积极推动机制社会积极推动机制深嵌国家权力和社会机体之中，与西方远离社会而高度专业化的人权社会组织机制以对抗国家为宗旨极为不同。恩格斯提到平等问题时说：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中国社会组织之独特结构与实践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复杂且多样组合，并在总体上呈现‘依附式自主特征。中国完备的公共治理制度体系与统筹能力促进了人权发展的领域均衡、地域平等和群际公平。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宪法制度原理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强烈对立，因而社会组织之形态与功能也就与西方存在根本分野。[26]中央与地方乃至中央各部门之间在人权发展上存在认知偏差，有关部门和地方基层人权能力建设尚处于初创期。

[4]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人权关系中，西方人权是主体性的，中国人权是需要被西方人权改造的客体与对象。[51]吴忠泽、李勇、邢军：《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钱学森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系统之巨是指构成系统的子系统或称之为元素的数量非常庞大。[9]在民权与民生关系上，前者不过是工具，后者才是更为直接的目的，中外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但渐进式经济和社会改革并不意味着步伐是缓慢的，程度是不剧烈、不深刻的。但地方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绩效考核等目标追求无疑存在紧张关系。

换言之，当代中国人权不是静态的、有定式可循的，而是动态的、处于内生性发展中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然维度、有机组成和自然结果。中国作为人权后发国家，尚无深度内卷化的人权理论与制度负担，反而能开放包容世界各国人权经验并将之注入自身人权理论创新和人权制度创造之中。[61]所以，现实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逻辑起点和关照对象。可以说，中国人权的发展性新形态再造了人权行动体系。

[25]麦克·沃尔茨（Michael Walzer）区分了单薄价值观与厚实价值观。人权理想既代表着社会行动的动因，又承载着其朝向的目标，而趋向这一目标与目的的前提是人的当下境况。

这一关系图景是西方在借助工业革命先行优势对全球的殖民过程中形成的。[39]熊彼特指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22]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64]王立峰：《人权与政治合法性》，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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